的证据，但是，在假设人和植物可以共生的前提下，这种异常的植物和共生姿态完全有可能是那个不可名状之物带来的影响。但是，“它”只是带来了影响，而并非有意识地去做这种事情，例如主动赋予人变成怪物的力量。那群噩梦中的怪物也有可能曾经是人类，是人们有意识地利用和推动了这一切。

    马恩的脑海里，一个又一个猜测浮现，但是，每一个猜测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可以表明这就是真相。仿佛真相还隐藏在更深处，也许自己还是有什么地方想岔了。反过来说，正因为四号房怪谈的幕后故事是如此的深邃而晦涩，所以才让人无处着手，导致它最终留给人们的印象只是一个“怪谈”而已。那无法理解的情况，一旦被安上“怪谈”的名头，似乎就可以让人释然了，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了。

    而人类创造出“怪谈”这个词汇的意义，想必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吧？

    “离奇之事物是切实存在的，但是，人自己才是酿成人类社会悲剧和灾祸的罪魁祸首。”马恩只能这么对自己说。他不觉得自己可以抓住最终的真相，自己也无法处理那险恶又庞大的自然规律般的不可名状之物。但是，如果将问题的范围缩小，只是去处理“人”的事情的话，马恩觉得自己还有一线希望。

    他知道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也不是根治问题的办法，但却是他唯一有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且，即便将面对的困难缩小到“人”的范围内，遇到怪物的机会也仍旧极大，哪怕这些怪物都是人变成的，也很难用对付人的办法去对付它们。

    落入无计可施的处境也是可以想象的，如果要往最坏的方面去想，马恩已经无法确定最坏的情况到底有多坏了。所以，他只能选择朝自己可以承受的情况去想象和祈祷。他十分清楚，自己绝对不可能得到日岛政府的帮助。上岛公介杳无音信，正是置身事外的表现。但也正如桂正和先生所说，一旦自己首先使用犯罪手段，就一定会被彻查，自己会变成犯人，失去如今的社会地位，被扔进大牢里。

    所以，哪怕已经有了最可疑的目标“松左卫门”，也绝对无法直接对其使用暴力手段，而对这个人物的所有私下调查也只会成为自己落入对方手中的把柄。无论来软的还是来硬的，都似乎无计可施的样子。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是理所当然的。谈到执行力和暴力手段，又有什么人可以比得过政府呢？如果“松左卫门”其人是容易对付的家伙，日岛政府早就解决他了。

    想必上岛公介引导自己这边入场，也是闲棋落子，从没奢望过自己这边一定可以打开局面吧？这位上岛公介是个大面子先生，经营人际关系就如同蜘蛛织网。只有与祖国邮局有较为深入的关系，才能轻易弄到自己在邮局工作的评价，这可不是“国际红党一家亲”和“单纯的党人关系”就能做到的。

    如果上岛先生是实事求是的人，那么，就应该只是希望自己这边可以在绝体绝命的境况下，能够爆发潜力，背水一战，舍弃一切，闹出大动静，从而浑水摸鱼地制造出让松左卫门退场的机会——仅仅是利用自己这个弃子去换取一个机会罢了。

    想通了这些情况，马恩长长舒了一口气，尽管形势严峻，但总比连形势都没能弄明白更好。

    ——那么，在这个无法逃离的战场上，又有谁可以成为朋友呢？

    马恩这么想到。现在，他已经用逻辑大致串联起四号房怪谈的来龙去脉，明白了其中隐藏的危险，以及深水区的深度。所以才更加清楚，自己需要朋友，哪怕是不那么坚定的朋友也没关系，数量多少都没有关系。朋友可以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可以想到自己想不到的事情，可以在危急的时候伸出援手，而不致使自己只能孤军奋战。

    只有知晓事件状况，并有心去做点什么的人，才能成为朋友。

    如此一来，似乎只有三号房的古怪邻居才符合条件。可是，这位邻居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很麻烦。他已经在明示，必须杀死“松左卫门”了，但他有什么好办法吗？马恩更倾向于，如果这位邻居真的知晓诸多实情，并且已经做出了杀死松左卫门的决定，那也绝非是想好了才动手，而是一种被迫的冒险行为。

    “危险啊，危险啊……”马恩这么自言自语着，从口袋里掏出电车票根和写有莫名符号的纸团。

    票根上明明白白打印有出发地、目的地和出发时间，仅从这些内容来看，自己确实是从神奈川的车站前往东京都的车站，登车时间则是半个小时前，可是马恩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记忆。而纸团上也没有染上污渍，它出现在噩梦里救了自己一命，也让马恩觉得奇异。虽然不记得这纸团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越来越觉得这是十分重要的东西，越来越想弄清楚有关它的一切：在自己的房间里应该有相关线索资料，可是，之前完全没有在意过。

    现在看来，所有自己不曾在意的东西有可能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而敌人用了某种方法妨碍自己去在意这些东西。可是，要回到四号房，十有八九还会和广田小姐碰面，他不担心如何解释自己明明说去神奈川，却又立刻回